求对《范爱农》这篇文章的评价

范爱农是鲁迅的同乡好友，在日本留学时相识。后因交不起学费，范爱农辍学回绍兴，受到封建势力的轻蔑、排斥与迫害，几乎无地自容。民国初年，鲁迅做绍兴的师范学堂校长时，请范当“教导主任”。鲁迅辞职后，范亦失业陷于穷困，一次坐船时落水致命，年仅29岁。范是浮水的能手，所以鲁迅一直怀疑他是投水自杀的。范爱农的一生正代表着那时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际遇和境况，所以鲁迅以深沉的同情作诗悼念他，并于1926年写下此文。　

1905年冬，22岁的范爱农随徐锡麟赴日留学，鲁迅应陈子英之邀前往横滨迎接，初次见面由于一些琐碎小事（如衣箱中的绣花鞋、汽车让座等），鲁迅与范爱农之间产生了误会，由误会引发了仇视，于是在徐锡麟被害后，在要不要“发电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问题上，两人发生了正面交锋。鲁迅等人提出“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这一主张立即遭到范爱农的反对。鲁迅当时“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　

那么，范爱农是个怎样的人到底因何而死鲁迅为什么三番五次地写诗文悼念他范爱农（1883——1912），字斯年，浙江绍兴黄甫庄人。他诞生于一个破落的幕僚家庭，三岁丧父，五岁失母，靠祖母抚养成人。在浙江绍兴府学堂求学期间，在徐锡麟的教诲下，范爱农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是位高材生，也是徐伯荪的得意门生之一。鲁迅对范爱农有段描述：“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其实，从这俭省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到范爱农冷漠外表下对时势现实的焦虑、担忧、沉思甚至不满，对那些“鸡虫”小人往往报以“白眼”（鲁迅在《哀范君三章》中有这样两句：“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范爱农的“白眼”，实在是愤世嫉俗的心灵的真实写照。因为范爱农对“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出自鲁迅的《哀范君三章》）的现实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所以，范爱农对“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不抱任何希望，自然也对“拟电稿”无兴趣。范爱农作为觉醒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他无法与狂人一样，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也无法像N先生一样忘却，所以他的内心痛苦、悲凉。当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发生冲撞而无法实现，当辛亥革命遭受重创后，他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显得苍白无力。他那原先拥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也逐渐降温消褪。觉醒的文人，生活在污浊的现实当中，只会感到痛苦——不甘与黑暗同流合污，却又苦于无力改变。于是乎，范爱农变得爱喝酒了，“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　

其实，“疯话”不疯，而是纵论天下时势的言论。爱喝酒的习惯是在受封建势力排挤、压迫后的借酒浇愁——对当时政治上、经济上饱受打击的范爱农而言，也许酒是他排遣郁闷心情的唯一方法。鲁迅先生对此是非常了解的，因为鲁迅曾和范爱农共过事，帮过范爱农的忙。鲁迅的“扯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字沉沦”的诗句已触及到了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没有真正唤醒民众。革命为酩酊的民众所不理解，“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真正革命志士又为黑暗的社会现实所不容。在这种情势下，范爱农到底是怎么死的已不再重要，我们再去计较范爱农死的方式已豪无意义，因为在当时浑浑噩噩的国度里，范爱农的死可能是具有不满现实、不屈不挠而又无力改变现实的心志和性格的“范爱农们”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而言，范爱农的悲剧就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个人悲剧，而是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因为，在范爱农身上鲁迅先生看到了那一代处于彷徨、苦海中的知识分子的身影，也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所以三番五次地写诗文悼念。

读这篇文章时，我们应该从范爱农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结局中认识封建势力复辟的罪恶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还要体会鲁迅叙事中抒发的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另外要注意学习“欲扬先抑”和“画眼睛、勾灵魂”的写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