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鸿和郭嵩焘主张的不同之处

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思想是有差别的，但差别并不能从“先进”还是“落后”中寻求，而或别有所在。从郭嵩焘一方说，当时的中国人常将西方视为与中国不同的夷狄，郭氏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他借论西方传教士而批评中国疾声攘夷的士大夫曰：“教师化异己而使之同，中国士大夫议论则拒求同于己者而激之使异，其本源已自殊绝，宜其足以病国也。”郭嵩焘屡屡大声疾呼，其志在力矫中国士大夫“拒求同于己”的做法，而意欲“化异己而使之同”。

也就是说，当其他人仅注意到中西差异一面时，郭嵩焘的独特之处在于看到了中西相通的地方。这使他在出使前就能意识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这种观点的突破性，不止是一般认为的从“器物”层面进至“制度”层面去认知西方，更在于它意味着西方的富强并非基于和中国不同的道理，中西文明本质上是可以相通的。

也正因具备了这种眼光，才使得郭嵩焘在出使中能看到西方有道，甚至意识到“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的景象。在他的视野里，“道”是超越而贯通乎中西的，所以他甚至能接受一种西方有道、中国失道的景象。

刘锡鸿认为西方技艺是“末”，中国的纲常伦理是“本”，主张整饬纲常伦理，反对洋务派专注西方技艺的做法.郭嵩焘认为西方技术是“末”，西方政教是“本”，日本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国力增强反对洋务派只学西方科技，主张不仅学习西方技术，还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