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行为具有的意义

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目的。

宋仁宗时期，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但范仲淹也因此，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第二年，就被排斥出朝廷。范仲淹经历第三次被贬后，仕途便再没有起色了，后来因范仲淹年老，且身体不适才被调回邓州。

北宋初期社会各方面危机重重，众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范仲淹以一名政治家的身份在官场中将其道统思想付诸于国家治理的具体措施中，及时指出存在的政治弊病和社会陋习，规劝君王把儒家圣人之道运用到治理天下的具体实践当中。因此，范仲淹道统思想极具政治性和实用性。

范仲淹道统思想具有政治性。范仲淹作为一名政治家，在北宋初期对君王的劝导和实际的政策决议中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而提出的。因此在参与政策改良和政治改革过程中，范仲淹道统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当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范仲淹道统思想中尤其重视和提倡君王要“以圣人之道治天下”。

范仲淹站在历史的角度探寻儒家圣人之道的起源和内容，分析尧舜禹、三王及唐朝的统治措施和政策实施效果，从政治治理的角度看到了仁义对于君王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因此，范仲淹把圣人之道，包括忠孝、仁义等作为君王行政的必要措施，希望君王重视圣人之道的重要性，并在政治管理、选才用人等各个方面以仁义为行为准则。

由此，君王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才能像尧舜三王一样受人爱戴，为人们赞扬。范仲淹把圣人之道和孟子的王道结合起来，吸取唐朝五代的教训，特别重视儒家道统思想中的王道思想，反对霸道思想。

范仲在政府奏议、朋友往来书信以及赋文诗歌中都贯彻有仁、仁政和王道的思想，如《奏乞两府兼判》、《上时相议制举书》、《答赵元昊书》、《用天下心为心赋》、《政在顺民心赋》、《君以民为体赋》等等。可见范仲淹对于仁政王道的重视。

“以圣人之道治天下”包括了仁义忠孝礼乐等思想，这既是对儒家仁政思想的肯定和发扬，也是君王政治统治的重要措施。范仲淹看到了尧舜、三王实行王道的良好政治影响，赢得了民心和美名。范仲淹进一步分析未实行王道的局面，以此亡国的政治危难为实例，规劝君王行王道，远离霸道。

范仲淹道统思想中“宗经则道大”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而提出的，“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范仲淹挺身指出社会弊病，希望士人“皆能熟经籍之大义”。范仲淹把儒家典籍作为国家科举取仕的重要内容，为政治人才选拔、朝廷官员考核等方面提供了依据和标准。

范仲淹认为国家官员都是科举考核通过的，然而现在的读书人并不重视六经的学习，这对于儒家道统思想在政治上的普及和运用就有很大的局限。因此，范仲淹便从学校的教习内容和考核制度着手，从教育之初开始培养和重视儒家六经。

这使得儒家道统思想的内容可以很快的运用于国家管理和政策制定当中，极具政治效果。范仲淹道统思想主要围绕政事展开，其内容大多针对为宋初政策制定和规范君王行为，因此其道统思想具有政治性。

范仲淹道统思想重视实用性。范仲淹提倡韩愈的道统学说，首先在文章上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的作用和实用性。范仲淹一反以往的章句训诂和华而不实的文章文风，强调文章的作用在于载道、传道，这样古道才不会被扭曲和遗忘，文章也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学不通经，无以致用，而立志者学之基也。”范仲淹认为年轻人要学习儒家经典，并将所学内容要运用于实践之中，这是每个年轻人学习的根基。范仲淹还说：“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

范仲淹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但是鉴于又担忧缺乏实事的思考和实践。因此，范仲淹并不主张死读书而不闻窗外事，讲求读书之后的实践和实际效果。把时务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聆听青年人对待社会时政的看法，这让青年人不至于一心只读圣贤书。

讲到礼仪时，“见者之谓智慧，述者之谓明。合二美以同归，皆能致用列五常而共久，何患易盈”可见范仲淹以致用为目的，并不是流于形式，非常看重礼义的实用效果。

二、范仲淹道统思想的现代价值

按照韩愈提出的道统发展历程来看，儒家道统思想在孟子之后便没有人传承下来。在道统思想失传期间，佛道思想影响逐渐扩大，以至于在唐末五代时，儒家道统思想竞争力也逐渐下降。

直至宋初范仲淹在政局不稳、经济堪忧及佛道思想混杂的时期，深刻认识到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性，重视发展和弘扬儒家道统思想，将儒家道统思想运用于政治实践中，使得儒家道统思想得以发挥其作用。

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治理和儒家道统思想发展尤为重要，在整个中国道统思想发展史中更是重要的一环。然而其道统思想的魅力和价值还远不止于此，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范仲淹道统思想仍有很大的现代价值。

施仁义，以人为本。发扬施仁政，践行以仁为本的治国理念。范仲淹尤为重视统治者要实行圣人之道，并指出忠孝仁义礼乐为圣人之道的重要内容。范仲淹认为自道统开始之初，仁义就是其核心内容，是尧舜禹、三王得以功成身就的原因。范仲淹以尧舜三王为学习榜样，以此为君王提出诸多践行仁义的政治措施。

其中君王实行仁义的重要举措就是实行王道，反对霸道，这是仁义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实行仁政不仅要顺应民心，还要视民如子。“圣人居域中之大，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体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支，每防怠惰调百姓而如调百脉，何患纠纷先哲格言，明王佩服。

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胜残去杀，见远害而在斯……莫不被以仁慈，跻于富庶……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实行仁义，反对霸道，以民为贵的思想在如今仍着实重要。

此外，范仲淹还从反面指出管理者不应该做的一些行为。“桀纣好利欲，不好谏诤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义而天下归汉，隋炀帝好逸豫，不好恭俭而天下归唐，使桀纣好谏诤，秦好仁义，隋炀帝好恭俭，岂有丧乱之祸哉。”

可以看出，范仲淹认为管理者和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就不能好利欲、兵刑、逸豫。这也对现阶段各级管理者有着警醒作用，在岗位中各司其职，承担好自己的责任，履行好自身职位的义务。

学以致用，实现人生价值。熟经籍大义，主张学以致用。作为传道之书的儒家经籍，范仲淹认为宗经则道大。宋初，“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社会对儒家思想不够重视，因此对儒家典籍的学习也逐渐减少。

范仲淹提出重视儒家典籍，并把社会治理和政治改革等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增加儒家道统思想的政治性和实用性，以此改变社会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认识。范仲淹重视经世致用，主张把儒家道统思想运用到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中。这对于现今社会的快节奏经济时代来说，亦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其次，范仲淹还鼓励青年人追求功名以实现人生价值。“粗闻圣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贻于无穷，莫不感激而兴，慨然有益天下之心，乖千古之志，岂所谓不知量也。”

他反对道家不近功名的做法，“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他认为士人追求功名，以此报效国家，成为忠臣烈士是极为荣耀之事。

这与孟子的忧民思想，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着相似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这是激励历代文人志士、热血青年勇往直前，报效祖国的至理名言。这样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对于现代社会青年人仍然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奋斗和报效祖国是每个时代不变的主题，也是每一代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在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范仲淹这一思想更是对青年人的警醒，时刻提醒着人们不要贪图享乐，要拼搏进取，胸怀祖国，拥有“慨然有益天下之心”。

三、总结

时至今日，范仲淹的道统思想仍能为时所用，其中仁义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和对社会管理的借鉴意义在当今社会也很有启示作用。范仲淹主张学习儒家典籍的主张，同现代社会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任务相契合。

学以致用的观点也是现今社会追求利益和实用的要求，其次“以天下为己任”和“上以宗庙为忧下以生灵为念”的伟大政治抱负和理想至今也是宋代以后诸多青年的励志名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奋发努力。

范仲淹的忧乐观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思 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不受个人荣辱、悲喜的局限，用具体的行动体现忧国忧民的情怀，是难能可贵的。

他的这种忧乐观与当前社会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都是强调以天下为已任，以利为宗旨，值得提倡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