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守孝制度

老话常说“百善孝为先”，“孝”作为儒家推崇的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在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中也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的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国政治，他们非常喜欢将“孝”上升为对自己的“忠”，达到以“孝”治天下的效果，于是就提倡“丁忧”。

但是，现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乱世的时候，统治者为了达到攻城略地，争霸天下的目的就会非常需要官员的辅助，如果官员因为“丁忧”需要守丧的话，就会不利于王朝的作战，这个时候的“丁忧”就会被废止。“盛世兴，乱世废”都只不过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罢了。

《礼记》记载“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这是最早对守孝提出的要求，要求平民在至亲死亡后不婚嫁、不赴宴、不赶考相对来说没有很严格，但是官僚阶级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守孝行为更加被关注，于是就创制出了丁忧制度，在宋朝时期丁忧制度达到了完善的巅峰。

但是，丁忧制度的实行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

一 、为何“盛世兴”

丁忧的创制其实起源于儒家传统，儒家大力推崇孝顺来完善个人品德。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之后的动荡局面，统一了中国，其百废待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国家的稳定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再次发生，大量罢免武将任用儒生，“扬文抑武”的政治策略使得儒家思想空前兴盛。于是乎，在几代后的盛世中，儒学的集大成理学诞生，通过“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等耳熟能详的词语就可以知道在宋朝，儒学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国家安定的局面给予了儒学成长的土壤，那么儒学最基本的内核“孝”自然是从上而下的得到推崇。

既然“孝”很重要，那么用什么才能体现出他们所追求的孝呢？那就是丁忧制度，随着儒学大夫的兴起，丁忧开始越来越被提及，父母去世后的守孝就成了宋朝士大夫必须遵守的礼制，如果有官员匿丧，夺情反复就会收到社会舆论和儒学者的抨击、弹劾。

“时相秦桧以其直柔所荐，恶之，讽言者论寅亮匿父丧不举，下大理鞠问，无实，犹坐为族父冒占官户罢职，送吏部，犹是坐废”。

还有胡寅因为与秦桧的意见不同就被弹劾，理由是“不持本生母服”。江万里被言官弹劾“谓万里母死，密不奔丧”被闲置十二年。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儒生对丁忧看的是十分的重要，这决定了官员的品行，不遵守丁忧是在道德法律上极其大的罪名，会被儒生言官直接以“不孝”罢免。

庆历二年“闻新及进士南宫瑾，闻母之丧，匿不服丧，得官娶妇，然后徐归，见在法寺议最”

这是宋朝记载一位官员为了仕途不执行丁忧而被言官上奏，最后“议最”的记录。《贵耳集》记载“寿皇以孝治天下，有人理寺孙寺丞失记其名，匿服不丁母忧，寿皇怒欲诛之”。

从这就可以体现出，国家稳定促使儒学的兴盛，儒学的兴起又导致丁忧“孝”思想的传播，以此来帮助宋朝以孝治国，确立官吏的忠孝思想。

国家稳定导致儒家兴盛所以丁忧被发扬光，各级官员为了仕途不得不遵守丁忧，除此之外，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是丁忧兴起的原因。对于帝王家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利用的，儒家既然能被利用来作为统治思想，那么自然丁忧就可以被拿来稳固统治。

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深知自己的皇位是通过谋朝篡位而来，害怕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武将也会被“黄袍加身”，所以十分的忌惮。

丁忧制度的成熟就为太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武将们在至亲死亡后必须卸职归家，放弃手上掌握的兵权，而此时统治者就可以通过扶持自己欣赏的官员顶替前任来达到收缴军权的目的，而丁忧的官员的起复就完全可以由统治者来决定了。这无疑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方法，既完成了权利过度又稳固了统治还提倡了“孝道”文化。所以历任统治者都重视丁忧的用法并辅助以严苛的法律这就促使了丁忧的兴盛。

除了对收权有利，还能缓解冗官的情况。北宋政权稳固兴盛后，大肆任用儒生入朝为官，再伴随科举制的完善，每年通过考试为官的人员越来越多，北宋也为了表示对儒生的重视在一个官职上设置多个人员来满足人数过剩的情况，冗官现象十分严重，官员全责不明，相互推诿十分常见。

为了提高官吏的效率，政府规定官员必须服丧三年，这就很好的缓解了冗官的情况，丁忧让官员不得不暂时离朝，如果是并不出色的官员朝廷就可以选择不再启用，相当于清退了一批官员挺高了效率。

北宋政权稳固，国家兴盛后秉承“以孝治国”的治国理念，通过儒生发扬了丁忧的制度优势拿来解决武将，冗官等不利于统治的情况无疑是取得了重大成效。国家的兴盛推动着丁忧“孝”的兴盛，那么乱世呢？

二、 乱世中的弃子

太祖在逐鹿天下的过程中虽然代周而立创建了宋朝，但是仍然面临南北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天下势力此起彼伏，北边又辽国，北汉，南边有南塘，吴越，南汉等割据势力，这些势力虽然强弱不一，但是对统一大业有极大的阻碍。此时的宋朝想的是如何统一南北，对武将有着极多的需求，所以夺情反复的事例比比皆是，冲击了丁忧的发展。因此，丁忧也不过是场君王的游戏。

到了太宗时期，燕云十六州的领地还没有收复，太宗不断地下令进攻辽国，雍熙年间，太宗起复知真定军兼兵马都部钱淮治为校检太师，惟治“累上表请罢节镇，优诏不许”，河北张永德在与契丹作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端拱二年遇内艰，起复。

宋朝北部防御较弱“应御前及第并江浙人任北州县官丁忧者，并不令离任。姿势遂解官，然朝间亦有恃追出者”，“太平兴国五年，沂州费县令柳宜丧父，”但是不得离任。

雍熙二年，“京官，幕职州县官有丁父母忧者，并放离任，京官见奉使差委者，候替离任：常参官奏取进止”。

这么多的例子，无不是在讲宋朝初期的丁忧制度的崩坏，皇帝对丁忧制度的否定都是出发于一是宋初，国家并不凝练，处于战乱之中的国家十分的需要人才，一切的政策都要为国家的的当前形势服务，为了国家的利益，丁忧被终止。二是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会需要非常多的人才，而初年官少阙多，所以经常起复官员，丁忧几乎算是被废止。

北宋政权瓦解后，南宋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丁忧制度更是不复以往。

“建炎兴兵以来，文物臣僚凡任边防帅臣、郡守、通判、总管、等随军转运，及一时用兵处监司，郡守等皆取旨起复”建炎四年“起复校检少保、光山军节度使、知大宗政事赵士禚，制曰方兹眷倚，遂以忧闻，用大宗率小宗，当念难城之重：以家事辞国事，岂为许国之忠？况值从戎，固难遂服”

证明在面对战争之时，丁忧是要被起复的。

著名将军岳飞在主军襄阳的时候碰到母亲姚氏卒，岳飞没有向朝廷上报就自己跑回了庐山，但是朝廷不允许他为母亲守孝，遂谴邓琮前去下诏，“飞欲以衰服谢恩，琮不听，飞再辞，上不许，诏飞速往措置调发，毋得少失机会，飞奉诏归屯”。

很明显，在众多的例子中，起复的原因就是国家战事吃紧，需要官员做贡献，这个时候的丁忧就已经被统治者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为了自己的江山巩固可以说是不顾纲常伦理，丁忧只不是一颗想弃就弃的棋子罢了，什么也比不上君王的江山重要。

盛世则兴，乱世则废，看似不可理喻，但是都凸显出了一个君王最大的观念。和平年代，官员就回家老老实实服丧，动荡年代，就要求官员不要服丧，要为国家做贡献。不得不说，君主是最自私的。君王们要的“孝子”不是真正的孝子，他们所需要的之时对自己忠心的臣子，“孝”是对自己的孝。

从北宋，到南宋也不难看出在越来越动荡的时代里，丁忧的兴起废止往往取决于君王怎么想，怎么符合自己切身的利益，北宋时期还仅仅是边关主要将领不得服丧，到了南宋就已经是几乎所有的官职人员不得服丧，要一切为了国家的利益，一切为了君主的利益。盛世兴，乱世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拿来堵上世人的口，奇葩的逻辑也不就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