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四端发展出人哪四德

“四端”出于〔孟子．公孙丑上〕是孟子以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为例，标举人有“四端”的说辞。孟子之言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如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所谓的“四端”，就是“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孟子认为人对危难的怜悯伤痛之心，是“仁”的善端羞耻憎恶的心，是“义”的善端谦辞退让的心，是“礼”的善端分辨是非的心，是“智”的善端。这四种善端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孟子惟恐人不相信这些善端就存在自己身上，就以人人本有手足四肢来比喻说明，不论四端发动与否，都是人人与生俱来、完整无缺，是心的根本，待时机成熟，就会源源不断的发出来。至于那些认为自己不能发动四端而行善的人，乃是甘心自弃、贼害本性、受物欲蒙蔽的人如果因此认为他的国君也不能启动四端来行善，因而抽手不予辅助，那就成为贼害国君的人了。

孟子认为人的四端不在我身，是人性善的根本，但是却要培养，才能随时随地发露，若再不断扩充，就像火苗开始燃烧，泉水开始涌流，越来越旺盛，能无所不至、无处不到。由此衍伸，人如果能时时反躬自省、内求诸己，提醒自己扩充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不仅自身德行光辉昭着、日新又新，更能将此日益光大的德行，推面广之，以保护四海之内的人民反之，如果不能扩充四端，则仁义礼智隐而不显。一个任由四端隐而不显的人，已经贼害了本性，这种人连最基本的事奉父母都有困难，更不要说可以做其他事了。

孟子指出：“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即是说，人都有“恻隐之心”即真诚的同情心理，如见到别人的小孩面临落井的危险时，不顾个人的名利而自然想去救助。这是“仁”德的开端“羞恶之心”，即羞耻感和憎厌别人为恶的心理，是“义”德的开端“辞让之心”，即恭敬尊长的心理，是“礼”德的开端“是非之心”即分辨是非善恶的心理，是“智”德的开端“是非之心”即分辨是非善恶的心理，是“智”德的开端。盂子认为，是否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这“四心”即“四端”，是人仁义礼智四德的来源。

孟子在反复强调人皆有“四心”，易于产生“四德”时指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意思是说，个人的仁义礼智的道德，不是由于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而是个人内心固有的。如果向自己的内心求索，就能获得这些美德，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有仁义礼智上的差别，不是由于“四心”的不同，而是有人“尽其才”是因为向内心求善，而有人却“不能尽其才”，是因为向内心求善不够。

孟子把“四心”作为“四德”的道德心理基础，并把这种“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以”合称为“良心”，形成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起源论。唯物史观认为，道德来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括条件和社会实践。尽管孟子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他借助于人们质朴的道德情感来解释道德来源，便于人们对道德的理解和接受，在道德实践上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