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和后汉的区别

1、社会阶层的固化程度

前汉在秦末战争的废墟上建立。史书上说，西汉开国，政府高官无法配齐马匹，只能乘坐牛车上班。皇室的马车，甚至连挑选四匹同种颜色的马匹都办不到。前汉初一穷二白之窘状，从史料记载可见一斑。

随着前汉各项建设事业的持续推进，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不可避免，这也是王莽新朝替换前汉，试行改革的原因所在。王莽改革失败，后汉在战争废墟上建立，后汉开国的窘状，也许无异于前汉，但是就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而言，前汉是孕育生长期，而到了后汉，形势不可逆转，门第世家或者地方豪强主宰话语权，只是时间问题。

前汉的社会阶层尚存在上下流动的空间，但是后汉的社会演变特征，除非是类似四世三公的袁绍，普通人很难通过自身的道德水准与知识水平脱颖而出。社会阶层的固化程度，就是前汉后汉的最大区别。

2、内廷政治的深化程度

诸葛亮《出师表》指出，前汉是“亲贤臣，远小人”、后汉是“亲小人，远贤臣”，诸葛亮的表述，其实是说前汉是外廷政治，而后汉是内廷政治。就执政合法性而言，前汉的外廷政治理应是常态化的政治形态，而后汉的内廷政治应该是非常态的政治形态。

但是，东亚帝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其实后汉的内廷政治才是常态政治，虽然从执政合法性而言不应如此，而前汉的外廷政治恰恰是非常态化政治，虽然相对于黑市地位的内廷，外廷本应更具执政的合法性。

本质而言，外廷是皇权的合法代理人，但是，皇权只有在两种前提下，才能对代理人做到绝对信任：一是皇权能够完全控制外廷二是皇权能够完全架空外廷。基于要满足这两种前提，皇权就必须做到：一是皇权要不断发明新的、只服务于皇帝的私人办事机构（最初其实也是内廷），不断替换原有外廷政治班底，以便控制外廷二是皇权要与内廷势力结盟，以便控制直至架空外廷，皇帝可以选择与外戚结盟，也可以选择与只效忠于皇帝的内廷宦官结盟，具体政治形态，视皇权自身的发育状况而定。

西汉王朝内廷政治的深化程度低，而东汉王朝的内廷政治的深化程度高，从类似诸葛亮这种士大夫代表的角度，就是前汉“亲贤臣，远小人”，而后汉“亲小人，远贤臣”。

3、汉胡关系的危险程度

西汉王朝的汉胡关系，其危险性（对中原帝国而言）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大致以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北征，击溃匈奴主力为转折点，也即是说，西汉王朝汉胡关系的危险，是显性的存在。

东汉王朝的汉胡关系，其危险性主要取决于对内徙胡人以及内徙胡人武力的控制能力，东汉王朝汉胡关系的危险，是隐性的存在。

表面上看，西汉王朝汉胡关系（武帝之前），如悬挂于帝国之上的利剑，极具威胁。但是，如果说西汉王朝如同头悬利剑，那么东汉王朝则如同坐在火山口，显而易见，前者看似危险，实则无事，后者看似无事，实则危险。

两汉的汉胡关系的演变路径，如果放宽历史的长镜头，五胡乱华是剧本结尾。倘若以五胡乱华为剧本的结尾，回放历史的镜头，那么，剧情最初的发展，其实也是形势使然，当事人无可厚非。

最初的剧情，决定了剧本的结尾。最初剧情主要的两个情节是：一是汉王朝击溃匈奴主力后，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北匈奴继续以汉王朝为敌，南匈奴投靠汉王朝，并作为最初的内徙胡人，迁居进入内地（五胡乱华的发起人刘渊，就是内徙匈奴的后代）二是东汉王朝废除西汉的全民服兵役制度，实行募兵制，推行蛮夷雇佣军政策，此举既免除顺民的兵役负担，又弥补了汉人武力水准下降的不足，同时还发挥了以夷制夷的功效。

由此可见， 最初剧情的两个主要情节，不仅不是权宜之策，而且是唯一之选的英明之举，只不过，历史当事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当时的作为，最终演变的后果而已。

东西之分是以国都而论的，西汉都于长安，东汉都于洛阳。两个国都一东一西。

两汉也叫前汉和后汉。王莽的新朝将汉分开。刘秀是汉宗室出身，他建立的王朝被视为刘邦汉朝的延续，故为后汉。

后汉建都洛阳，洛阳在西汉国都长安的东面，故在区分两汉时叫后汉为东汉。

西汉末年，王莽乱政夺权，自称皇帝，国号为新。这是东西汉的分水岭。之后，西汉景帝后裔刘秀崛起，推翻王莽，统一天下，仍称国号为汉，这就是东汉光武帝。

因为，王莽乱政时期，汉朝实际意义上已经灭亡，为了区分前后汉，就把刘邦建都于西都长安的汉朝称为西汉，而把刘秀建都于东都洛阳的汉朝成为东汉。

东、西是基于都城在地理位置上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