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分兵的长征故事

1935年5月15日，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员刘伯承派人给驻守德昌的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送信，希望他让开红军北上的道路。碍于情面和压力，许剑霜将信转送西昌刘元璋司令，同时在16日与红军刚一接触就后撤至西昌。次日，红一军团占领德昌，主力红军沿安宁河两岸分两路向西昌前进。

5月20日，朱德总司令在礼州向全军发出电令，作出抢渡大渡河的行动部署。3名中共西昌特支党员与红军接头，向先遣部队介绍了冕宁的敌情社情和行军路线，为中央做出“泸沽改道分兵”的重大决策奠定基础。5月21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土官庄召开会议，史称“礼州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前进的《侦察报告》，决定主力军改由冕宁经大桥拖乌过彝区，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而第二先遣团则伪装成主力走越西大道迷惑敌人。

紅軍過冕寧之后進入彝族地區。在瀘沽兵分兩路：一路走大道，到大樹，佯攻富林﹔一路經現在石棉縣栗子坪、擦羅到安順場。擦羅當時有劉文輝的軍糧站。紅軍把糧食分給當地群眾。正是由於紅軍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順利抵達安順場。蕭華上將詩雲：“健兒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夾道迎。安順場邊孤舟勇，踩波踏浪殲敵兵。”歐陽文中將詩雲：“喜得彝胞來引路，勝利抵達安順場。”這些都表明了紅軍的軍民魚水關系。紅軍得到少數民族群眾的支持是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